基本解释
昨日，省社科联副主席、省历史学会会长、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教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了题为《关于口述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这是该馆2012年“历史与未来”公益文化大讲堂第一讲。记者从报告会上了解到，目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有2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抢救口述历史难度很大。为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正在筹备成立口述史分会，以抢救史料。
幸存者是见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活人证”。但随着时间推移，近年来不少人相继去世，目前在世的只有200余人，平均年龄也超过80岁，这让历史学者们感到忧心。抢救性保存“活人证”的口述证据，让研究者们感到越来越迫切。据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此前纪念馆已留有幸存者录音、录像、手印、脚印(铜板路)，也出版了幸存者证言、证词各种书籍，对150多份历史证人证言进行了司法公证，但这些仍然很不够。
这种情况下，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口述史分会，十分必要。据介绍，口述史分会成立后，将专门组织专家团队，按照国际上口述史的规范和标准，对幸存者的口述资料进行抢救性整理。尽管幸存者年纪很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但像夏淑琴、杨明贞这样的幸存者，口述材料非常有分量。
口述史(Oral History)亦称口碑史学。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它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
口述史 - 定义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口述史尤为强调“三亲”，即口述者要亲历、亲见、亲闻。
和口述史料的区别
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现为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形式，但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概念的内涵是：搜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
和口述作品的区别
口述史作品主要有三类：社会学家用田野调查方法整理的成果、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法采制创作的口述作品、历史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方法整理的口述史著作。前两者更多地是把“口述”视为一种手段，关注叙述背后的文化意义;后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加以互证，整理出文字记载的口述文本。这是口述历史与新闻记者及社会学人类学访谈的差异所在。[1]
口述史 - 特点
优点
1、口述作品涉及的人和事，多数是过去人们了解较少的，带有一定的“揭秘”性质，当事人生动的口述叙述，既满足了人们的探秘心理，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
2、非常注重对历史细节的回顾与描述，历史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得到了彰显，从而将枯燥的历史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历史;
3、口述史作品语言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符合一般民众的阅读兴趣，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缺点
1、口述史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
2、口述史很难做到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口述者的记忆有时会不可靠、或有意夸张。因此越是具体的情节越要注意，除非受到了重大刺激，不然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晰;
3、口述史几乎是不可能做到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的主观因素等，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2]
口述史 - 历史沿革
从广义上说，口述史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口述史开始衰落。
从狭义上说，口述史出现于20 世纪40 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19 世纪以前，口头传说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直到德国兰克学派兴起，档案资料被看作最可信的记录，口述资料才遭到冷落。
20世纪初年，兰克学派的治史主张开始受到各国史学家的批评，口述资料又重新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亚伦· 芮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二战以后，也就是1948年，亚伦· 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史料学研究室，1960 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到1971年，已收集到2500种各界人士的谈话记录，达 2425000页之多。在芮文斯的带动下，口述史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发展起来。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口述史有了极大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法、德诸国出现了大量口述史研究机构，出现了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由于非洲的特定历史状况，口述史也引起了非洲各国史学家的重视。这期间召开过多次关于口述史的国际学术会议。
在中国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就有介绍口述历史的文章出现。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口述历史”丛刊的执行编辑郭沂纹介绍，口述历史真正的发展是从2000年开始的。这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刘小萌出版了关注知青经历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不但出版了“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包括《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等著作，还翻译出版了口述历史实务指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口述自传丛书”，包括《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3]
口述史 - 代表著作
口述史的代表作有斯坦利·维斯塔尔描述印第安人领袖的《西亭·布尔》、西奥多·罗森加顿揭示黑人农民看待美国南部史的《上帝的全部危险》、脍炙人口的《根》，以及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
1990—2000年，“特韦恩口述历史系列丛书”共出版26册，主题涉及二战士兵到煤矿女工等广泛内容。
2010年，《牛津口述历史手册》出版，作者包括来自五大洲的40位学者，大部分都参加过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的会议，文章也反映了口述历史主题和内容的多样性以及方法论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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