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

这是近一个时期来杨焕明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面对前来视察工作的胡锦涛总书记他这样说，在中科院“紧急行动计划”的启动会议上他这样说，在接受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的任命时他还是这样说。

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

海外有华人同行指出：“这两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的发表，宣布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战结束，中国科学家败北。”

这个问题，正好击中了杨焕明的心头之痛，而且这将会是他心中一种永久的伤痛。

作为中科院新组建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首任所长，“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人，杨焕明清楚，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上，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争得世界第一。这不仅因为第一个SARS病人在中国发现，中国科学家应当有机会最早接触到第一手资料;而且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中心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平，绝不逊于国际同行。

杨焕明的创业伙伴、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更是痛心疾首。他曾在首家宣布SARS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加拿大研究中心工作过：“论规模，那家中心比我们所要小得多;说技术，我在那里就是专门负责技术工作的。但现在我们竟落到了他们后面。”

尽管北京基因组研究所4月15日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送来的病毒样本之后，在不到36个小时的时间内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但就在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已在日内瓦宣布，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科学家将其命名为“SARS病毒”。“从SARS病原体的发现到病毒检测诊断、以及理论的阐述，中国目前的首创记录全部为零!”某重点医科大学一位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资深专家这样认为。

杨焕明他们曾有过呼吁。

早先的一份内部资料上，记录着杨焕明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杨瑞馥的建议：我国在SARS病原鉴定上进展甚微，充分暴露了传统方法在新发疾病病原鉴定方面的不足，建议在现有技术基础上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整合更多的力量，建立突发烈性传染病病原快速鉴别诊断体系，为及早控制疫情奠定基础。基因组技术在这方面有望助一臂之力。

他们也有过行动。

“从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我们就一直希望有一个做贡献的机会。”杨焕明回忆说，“还是在今年春节以前，我们就四处寻找病原体样本，直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主动送来病毒样本之前，我们一直都没有得到。难就难在这儿，如果早些拿到样本，我们很有可能领先。”

汪建博士为了寻找病毒标本，数下广东，结果都无功而返。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只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是病毒标本的合法持有者，外界难以介入。另外，当时广东对SARS患者进行尸检的数量很少，能够提供的病毒标本确实非常有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关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可是“取货”非常困难，要在晚上10时以后早上7时以前去，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遮挡严实的口罩。事后汪建开玩笑：“我们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

汪建说：“现在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科学家之间要跨学科、跨部门协作，肝胆相照，不要讲什么别的，比如排名先后等等。”

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中科院政策研究局原副局长陈浩分析说，这和我们国有科研机构长期养成的“等任务”的传统习惯有关，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国家几个中长期的科研计划，都希望从那里面去找项目、找经费，然而对市场上真正急需的，尤其是出现了像SARS这样与人民生命安全相关的紧急情况，特别需要科研人员主动出击的项目，很少看到有人出来积极请战。直到胡锦涛总书记发话了，各路兵马才浩浩荡荡地走出来。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病就是部门分割，各自为战。就拿医学科学研究来说，卫生部、科技部、军队、高校各自都有一套人马，各自占据一部分资源，各个系统之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由此耽搁了查出SARS病原的时间。

最重要的恐怕是，面对突发事件，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高速、有效的科研应急机制。一位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的学者对本报记者说，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组织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它牵扯到科学家的力量调配，物质、资金的分配和保证等等。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在这方面就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它所建立的卫生警报网络能断定一些嫌疑的SARS病例、指导处理实验室样本、指导在医院进行传染病的控制和保护、并监控着世界各地的疫情发展，把所有的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各医疗机构。与此同时，由100多个实验室组成的研究网络也开始运转起来。

科学家的一个重要素质是永不气馁，知难而进。尽管遗憾，杨焕明和他的科研团队，今天仍然坚守在抗击SARS的前沿阵地上。